服装 | 如何在电影中运用服装艺术

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服饰作为表达影视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之一，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载体，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外观审美这一基本美学价值。本文以服饰这一传统的美学艺术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在影视作品中的视觉表现作用。

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的高低，而电影则传递着所演示的民族的穿衣文化，所以谈到电影我们当然应该谈谈服饰文化了。服饰在影视中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无论在气氛营造还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象征以及文化学意义上的指称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可厚非，而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的，从来都是具有民族性、倾向性的。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电影场景中，我们很容易从导演的精心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导演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之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角色暗示。因此作为一种角色形象包装的最基本元素，服饰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银屏上人的角色远离戏剧性和人为性的同时，依靠服饰这一充满符号象征性的外来道具，具有了某种补充、附加意义。下面笔者将以一些具体的实例，从服饰对角色心理表达与形象塑造上、服饰色彩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服饰对场景的烘托与营造、以及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及社会学意义四个方面来分析服饰在影视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服饰在影视中对角色心理的表达与角色形象和塑造上的视觉功效

影视中的服饰是根据剧本和导演对剧中的人物和事情的描写、刻画而进行设计的。影视服饰不同于舞台上的戏曲服饰，戏曲服饰经过几百年的沿袭旧制已成为人们认可的塑造舞台人物的一种外在手段。影视服饰忠实于生活，设计依据就是生活，到生活中进行社会调查，成功的服饰设计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电影语言必不缺少的一部分。影片中的角色服饰的构成不是中国传统服装基本元素。为了营造超级视觉效果，吸引现代大众的眼球，在角色服饰设计上，要在形象的塑造和角色的心理表达上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功效，我们设计师不能不做出认真的思考。

服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观化和象征化上，与作为一种对角色心理的外在化表达的媒介相比，在影视中服饰更多时候被应用在对角色的形象的塑造与衬托上。曾经依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香港著名影视美术指导叶锦添在该片中的出色表现是最好的说明，正是依靠着他在服装、造型等方面的匠心独运，才营造出这部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武侠杰作，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兼顾具有创新的浪漫美学风范。

在《花样年华》中，我们忽略了张曼玉不再年轻的脸庞，却醉倒在她妖娆身体衬托车繁花似玉的旗袍上，影片中二十六件旗袍的花色面料各有巧妙，纤细合度的裁剪，在形象视觉上使张曼玉这位金马影后时而忧郁，时而悲伤，时而大度，每一件旗都揭示了女主人的心理，在影片中她不停的换衣服，换不掉的却是女人柔美成熟的气质。在影视中有些过度的泛滥造型往往让人产生一种思维的误区，认为服装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便是扮酷，事实上作为角色出场时观众接受到的最直接与最直观的元素，服饰对人物形象的树立与深化所起到的功效远远是其它道具无法比拟的。

服饰色彩在影视中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功效

服饰色彩在影视之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色彩这个大概念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少了它，影视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向我们传达的震撼，远不可用言语所能沟通的。不用色度的色彩可以唤起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关的各种联想。色有冷暖两个体系：红、橙、黄等色可使人联想到阳光、火焰、灼热的金属、火热的土地等，称为暖色；青、蓝、紫等色可使人联想到水、冰、寒冷的夜空、凉爽的浓荫等，称为冷色。在色彩的感受中，人们对色的冷暖感受最为鲜明，由于暖色容易引起兴奋，使人产生活跃、扩散、突出的感受；冷色则趋向于抑制，使人感受到收缩、退避、宁静，因此在影视色彩的处理中，可利用色冷暖特性构成情绪色彩，并与其他的造型因素，声音因素相配合，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含义。

感觉生理学早已证明，色彩是富于主观性的感觉。所以电影艺术家总是把色彩看作是有助于深刻表达作品思想的一种手段，看作是从情绪上感染观众的一种重要的造型因素。电影中的色彩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完美，更具有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它连同景物同周转环境的色彩搭配和变化来洪托整部影片的色彩。从而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情。如《阿甘正传》中，让我印象尤深的是阿甘在影片中经常穿一件浅色的土米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剧中有一幕正是阿甘身着这身经典行套在静静林荫道上奔跑的样子，天空的淡蓝色与阳光的投射，明亮清澈的色彩，把阿甘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是十分纯洁的形象，一切色彩的运用，影片自始自终都在感染一种温情和善意的，甚至还加入了诗意化的万分，这使得影片显得柔，影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宣扬和体现正着手在这种纯然的色彩体系中。

服饰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的视觉功效

好的影片，往往经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情节，占主要的是影片中给人以震撼力的画面和演员营造的气氛，而我们所说的画面除了影片应合情合理具有的场景和道具外，服装更是功不可没。它不仅可以辅助演员表达所要的性格特征，而且还是概括影片所在的时代背景最有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服装文化形态和内涵，才有可能为影片烘托气氛，给人以视觉冲击力。

《十面埋伏》故事的背景是明朝，讲的是锦衣卫和飞刀门的斗争，影片的出场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衙役，黑色本来就显得压抑，却正好把那时后的锦衣卫逼人气氛给刻画出来，然后第一个场景就是在万众黑中一点红的歌妓出场，让我们视觉为之一亮。一件织锦的红色绣花斗篷，中间一排精制的绣扣，显现出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的碰撞。她里面的那件V领连衣裙，精制的裁为二片不仅显出歌妓的那种妖艳，又紧紧的扣住了明代服装的主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谈到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的电影世界主要围绕现代都市之下的边缘男女展开，从而凸现出现代物质主义之下人的内心世界的疏离、隔绝、茫然与流离失所。在他的角色服装上看似漫不经心之下却蕴藏着导演的用意深远。《花样年华》张曼玉于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穿行中，一座城市欲迎还休的浮荣繁华丝竹声便在这一身身旗袍中体现淋漓尽致。

国外的电影中，着重于服装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也并不鲜见。曾经红遍全球的商业大片《泰坦尼克号》中，富人们每天四次的礼服将旧贵族阶层的生活的糜烂与虚荣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美国导演斯皮伯格的名片《辛德勒的名单》中，主角辛德勒出场时，对油亮的皮皮鞋、笔挺的西服、西服上礼花的大特写以及二战中德国军官们举办的舞会上舞女旋转着的舞裙的抓拍，都成功的烘托出了法西斯纳粹们生活的纸醉金迷，反衬出了战争的残酷，为以后辛德勒在这场战争中所做出的抉择埋下伏笔。

服饰在影视中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学及社会学意义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的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具有特色。同时电影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民族和社会传统中吸收其最典型的营养，把它抽象为符号，反映出时代、民族和社会特征，因此电影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而是特定时期的符号。这时电影表达的某种意念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双重或多重意义，造成不定向的指涉和更为复杂、矛盾的结果，那么服饰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在影视中，暧昧性的产生来自于众多影像元素，有时也建立在这些元素的对比关系上，作为电影一种表达的特殊载体，在这里将联系这种暧昧性关系来着谈一谈作为影像元素之一的服饰道具在一部影片中所起着的文化符号以及社会学上的载体意义。在一部电影中，作为电影表现的元素，有时候某些服饰道具是导演作为一种象征与暗寓而刻意安排，来用以指称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建构在文化学层面上——“文化符号”，它在人类认识自我和自然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导演或自觉或不自觉多意义的表达，又具备着某种社会学的意义，无疑是与影片中作为文化符号存在的具体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比较文化层面上看，西方文化有一种强调视觉的优先性和首要性的传统。我们可以以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作《罗拉快跑》与《生化危机，启示录》以及美国导演科波拉的杰作《现代启示录》为例予以说明。

《罗拉快跑》中，为了拯救男友，罗拉与命运展开一场别具意味的赛跑。影片以分段叙事的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几种不同的命运，在整个奔跑过程中罗拉始终穿着一件与她红头发相得益彰的红色吊带背心，象征着她的话力、性感与奔放，尤如一只火鸟在城市中奔跑。

《生化危机，启示录》同样女主人公的形象毫无例外被塑造成一个野性与性感的混合物，女主人公穿上性感的吊带背心，在一个由性失衡的世界里，她的外貌编码成具有强烈的视觉色情冲击力的形象。通过吊带背心这一电影表达元素的特殊媒介，女主人公成为一种女权宣言式的“文化符号”，同时却具有着社会学上的男性霸权色彩。

与这两部电影表达的不同意义是美国导演科波拉反映越战时期的经典战争电影《现代启示录》，在男主人公落入上校手中并被关在地牢中时，身着黑色长袍的上校第一次正面出场，脸上略带微微藐视的神情出现在地牢缓慢开启的门后，成为电影史上最惊鸿的一瞥的出场，这里作为道具的黑色长袍在衬托上校清教徒式的虔诚之余，更具有一种耶稣式的符号象征。从而衍生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思考，显然作为表达工具之一的黯然长袍这一特定服饰在这里起着到关重要的作用。

在影视作品中，服饰作为这一特定的文化意义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审美之上，无论是对角色心理塑造，色彩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有多大，对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还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社会学意义上，服饰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来说，服饰作为一种道具在与影视话语表达空间的拓展上都有值得更深层次研究的可能性与价值性。

回眸好莱坞电影时装发展历程，曾经有一段时期，时装在电影中并不十分重要。而今，好莱坞已经与时尚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推进、互相影响。设计师们竞相将他们的时装在电影上展示，或是由明星们在各种媒体场合穿着。一些明星甚至拒绝制人的选择，从而挑选更具个性的服装。

在早期默片时代，演员们的衣橱里仅有一些适用于当天拍摄的简单服装，如晚礼服、备用服装、宽大的睡衣等。也就是说，演员们将为演出而自备服装。在1915年的《Birth of a Nation》（《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影片中，Lillian Gish（莉莲·吉斯）的母亲为女儿设计服装，并且亲自缝制。那时服装设计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以致直到1948年才设立奥斯卡服装设计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服装设计变得生动起来。还记得Vivien Leigh（费雯·丽）扮演"斯佳丽·海沃斯"深情地演唱《Put the Blame on Mame》（《责备妈咪》）时穿着的华丽长袍吗？在那个年代，她们让好莱坞清醒地认识到服装及其配饰在一部影片中所起的创造环境、烘托氛围的重要作用。

最初，电影服装设计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它不属于高级时装师，而属于那些专门为电影而工作的职业服装设计理由。Edith Head（伊迪丝·海德）是其中最著名及成功的一位。如她所说："我与各方面相差人士密切合作，我并不为大众设计时装，而是与大众一起设计服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电影服装师与时装设计师之间的区别。Head 在设计方案之前，总是仔细地阅读剧本，与制作人员谈话，了解每一位演员对自己的角色的看法。然后再与艺术总监、设备师、灯光师及导演进行交流。例如，她会研究场地的气候条件演员的经济状况以及她们的个性。Head 相信电影中每一个组成部颁之间都应有视觉上和逻辑上的互补性。为电影提供时尚趋势和漂亮的服装贯串了Head 的一生，但是这些并非她的目标所在。Head仅仅为影片提供设计，她至少参加了500 部影片的服装设计，并获得了八次奥斯卡奖。

另一方面，时装设计师则根据个人的想象和创造力来设计服装。他们不时地被邀请去做"Promo Costuming"（整套服装设计），在那里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为一部影片提供整套服装系列。设计师们危房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失败创作却使得好莱坞只好谢绝合作。1931年，一个好莱坞摄制组付给Coco Chanel（可可·夏奈尔）百万美元，邀她为影片《Tonight Or Never》（《今夜不再来》）设计全套的服装，但设计彻底地失败了。到影片放映时，一个更具有时代气息的强调轮廓的长裙流行开来，它与陈旧的Chanel所提供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此后好莱坞避免与设计师签条约，但是一些大的摄制组仍然允许明星在著名的时装工作室购买时装。偶尔，他们会派遣主要明星到巴黎购物旅行，以示广告宣传。在这些访问者中，1925年，Gloria Swanson（格洛瑞尔·斯旺森）为其裘皮及其他时装花费了25万美元。而大多数明星则同时选择了一位订制时装设计师，他就是Patou（帕托）。在三十年代，Pola Negri（宝拉·纳格瑞）、Mary Pickford（玛丽·碧克馥）和Louise Brooks（路易丝·布鲁克斯）就访问过巴黎并邀请著名的设计师为她们订制服装。这些被制片厂商称之为"广告经费"的服装，价格不断地疯狂一涨，以至达到5至6位数字。当然，制片厂商也趁机在剧本中利用巴黎时尚来推出他们的明星或是拍摄有关时尚的电影。《Funny Face》（《滑稽的面容》）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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